陈社英作者简介：

    陈社英教授于洛杉矶加州大学公共政策与社会研究学院获得博士及硕士学位，并任福利改革、老年健康、社会支持等重大项目研究员。后受聘于纽约城市大学斯坦登 岛学院，破格升任社会人类心理及社会工作学系主任、教授。2004年赴关岛大学任专业研究总院院长，主掌工商与行政管理、教育、卫生护理及社会工作等三大 学院。现任印第安纳大学东南校园学术协理副校长及终身教授，兼美国中北高等教育委员会高级评审。曾先后于中山大学、香港大学、加州大学以及多个研究机构从 事教研，研究兴趣广泛深入，精通研究方法，是一位极有造诣和著述丰富的学者，在发展战略研究中独创总体公共政策与经济国家学说。作为少数杰出美国华裔高校 领导人之一，陈教授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及管理有深刻见解并网罗一批国际精英从事专门著述。作为美中教育基金会特聘顾问及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是帮助中国创建社区学院体制的首批专家，并接待培养了许多有成就的访美研究学者包括博士后及高级公务商务人才。

社会工作的使命、机遇和作用：国际与历史的考察

陈社英

    引言

    中国的社会工作经过30多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这一切与中国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创建提供了机会，之后的经济改革在使中国实现经济国家并开始向福利国家转变的同时，也为社会工作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工作的使命和发展都具有自己的特色，这些特色是由中国的特殊社会性质及总体公共政策决定的。只有了解了这些特色，中国才能发展出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工作教育及实践，从而实现社会工作的使命。

    本文采用国际和历史的视角，从介绍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起源和发展历程入手，结合对中国总体公共政策转变的分析，以增进对中国社会工作的特色及其使命、机遇和作用的理解。

    一、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起源

    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在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之后才开始恢复在五十年代初被取消的各类社会学科，包括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 其中，社会学首先在三所全国重点大学——南开、北大、中大复办，分别由林楠、费孝通和杨庆堃等国内外学者领头或帮助推动。另外上海大学也开办了社会学。同一时期，中国还经历了改革开放，社会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企业从“办社会”的包袱中摆脱出来，企业不再包揽员工的衣食住行和生老病死。经济改革后，“办社会”的任务交给了政府和社区，政府部门被迫转型。 然而，政府和社区并没有足够的准备和专业人才面对这一变革。为此，民政部领头借鉴国外经验，认识了社会工作，并将眼光投向社区服务工作，一方面鼓动民政系统与高等学校结合起来研究社会工作，另一方面鼓动社区、街道、居委会及民政部门研究社区的作用。中国创建社会工作的大气候由此形成。

    中国社会工作在发展之初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师资匮乏。由于香港的社工发展已有一定的历史，在将中国文化的传统与西方的社工理念和技巧相结合方面已有很多经验，因此香港的社工老师被请来大陆以解燃眉之急。中山大学1984级研究生班也请了国内老一辈社会工作教育家开设个案工作等课程。接着与香港大学开展了一个社会工作教育与研究的三年合作计划，请香港大学的老师来讲课并由中山大学主持和自开课程，对学生进行系统社工教育训练。中山大学84级的社会学本科生实际上是中国大陆第一批受到系统社会工作训练的大学生。由于需要本土师资力量，民政部还委托最先拥有一定社工教育基础的中山大学在1989年举办了全国首届社会工作师资培训班。全国最早一批发展社会工作的学校，包括长沙民政学院、山东大学、北京民政学校、民政部管理干部学院等学校的老师都参加了该培训班，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中国社会工作的重建工作。

   二、中国社会工作的历史考察

    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需要结合时代的大背景来考察，否则很难理解为什么建国头三十年中国没有现在意义上的专业社会工作，改革开放最初二三十年社会工作也没有太大起色，而最近这些年社会工作却得到全方位大力推动。当代中国的社会变化及社会问题的产生具有深层原因，我们可以用总体公共政策（general public policy或GPP）的理论对此进行分析。总体公共政策是指政策体系中的优先目标及首选手段的主导作用。

    中国从建国之初便是一个经济国家，而不是一个福利国家。从功能上解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公有制，意味着私人不拥有生产资料，所有生产经营都是政府的责任，政府代表公众来管理经济，因此经济成为政府的主要功能；在结构上，政府大楼由经济管理部门占压倒优势，没有象西方一样独立庞大的社会福利部门，只有在民政部的职责中包含了一些社会福利内容，但民政部还要负责基层政权建设以及军队优抚等工作。然而，作为一个经济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顺利，甚至一度被视为到了崩溃的边缘，从GPP来考察，最主要原因是中国在最初30年由于各种客观和主观原因被高度政治化了，这种政治化最终导致国家的经济建设使命常被抛在一边，成为政治的附庸。从这个角度上看，1978年历史性转变的最伟大贡献应该是经济国家的去政治化，或叫拨乱反正，是GPP的根本转变。正是因为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面，改变了国家的总体公共政策，去政治化后才使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变成了现实可能，明白这一点对理解中国当代史非常关键。

    1978年实现工作重点转移之后，中国彻底成为一个经济国家，GDP成为主要工作考核指标；甚至整个社会出现高度的经济化，人们纷纷下海经商。这个阶段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一段必然，是对过去政治化的否定。但中国在刚转变为完整意义上的经济国家后，一场经济改革却开始把经济国家去经济化，即国家刚刚去政治化之后马上又开始去经济化，呈现出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经济改革把自主权下放到企业，却使得政府很多经济管理部门不再有存在的必要，在结构上关停并转，功能方面也大大地减弱，从直接的指令性控制变成间接的调节性管理。中国开始向类似福利国家的方向发展。

    社会工作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历史及总体公共政策都是分不开的。在被高度政治化的中国建国之初，专业社会工作被取消；在改革开放的最初20多年，发展经济成为政府的最主要目的，但也同时为中国转变为福利国家奠定了经济基础；经历了巨大经济增长之后面对众多社会问题之时，中国再无法是纯GDP取向，而开始向社会经济真正平衡发展的方向转变，社会工作也由此备受关注。与此同时，全球化的飞速发展给社会工作教育带来了大量资源，拥有留学背景的师资力量也在迅速积累，社会工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从社会工作长远发展来看，中国社会工作遇到的很大问题不是方法和技巧，而是价值观。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集体主义；而社会工作诞生于资本主义的土壤，强调个人主义及宗教信仰的作用，这两种价值观在一起很容易产生冲突。当然，中国本身的传统价值观也在发展过程中受到重大影响，各种新的外来的观念包括个人主义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的经济腾飞让整个世界都感到震惊。中国即将超过美国，成为第一经济大国，因此国际上有一种观点认为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但中国的经济发达并不意味着社会的健康，否则就不会产生女童在街上被汽车压輾而无人救助的现象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在经济发展中遭到了莫大的挑战。讨论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假设、信条和实践将是个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的课题，可以从哲学和社会实践，甚至各种主义的角度去探讨。

    三、社会工作的使命

    社会工作的使命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国家的答案和中国的答案是不一样的。一方面，100多年前西方社会工作诞生时的价值观和中国当代的价值观会有区别，中国的价值观有自己的特色；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工作运作的社会环境和西方不一样。西方是所谓的福利国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就大力发展和提倡社会福利；而中国刚刚才从经济国家向福利国家转变。需要注意的是，福利国家的模式也有一定局限性，因此中国要汲取福利国家和经济国家两者的经验教训来探索一条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二战后，西方掀起了一股建立福利国家的热潮，将全民福利作为一个理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飞跃，也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进步。但自1970年代西方各国经济出现下滑，福利国家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美国克林顿总统上台后，进行了福利改革，制定一系列政策鼓励人们工作，削减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而政策的评估更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其产生的效果很难测量。在西方正在讨论福利改革的时候，中国正由于经济改革而从经济国家向福利国家过渡。在这个进程中，如何重新界定国家、社会和社会工作的使命非常重要，它决定着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路线。在中国，路线决定一切，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这是根深蒂固的，是中国特色。但路线是一个严肃甚至残酷的政治问题，不是专供学者去研究批评甚至尝试改善的。因此，较之于基本路线或总路线，总体公共政策更便于进行科学研究，它即能给国家的议程制定一个既定方向，又可以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需要及时建议调整优先目标手段，既融合了路线的基本精神（这是西方缺乏的），又有科学性、灵活性。

    怎样完成社会工作的使命？作为一个学科怎样发挥社会工作的作用？中国要领导世界，不能单凭经济，必须要改善社会。中国的社会工作者在这个方面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社会工作的领域非常广泛，从政策制定、心理治疗、家庭工作到社区工作，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在研究方面可以超越学科的局限，并可以根据中国的情况来决定公共及社会政策的内容、模式等，社会工作理论在解释和解决社会问题上也有巨大价值。在美国，社会工作博士属于研究型博士，是最高学位之一，而医学、法学以及临床心理学博士等都不是。

    在社会工作实践方面，根据美国劳动部的统计及就业发展趋势分析，美国社会工作实践很大一个领域是医疗卫生与心理健康，另一大领域是儿童家庭福利以及学校社会工作。美国的儿童保护法律非常完善，政府提供的与儿童有关的服务覆盖面很广，因此需要大量的社会工作者。而在中国，老龄工作更为普及，因此老龄工作者需求量比较大。另外，中国的组织受政府管制较多，社会工作者任职的工会、妇联、青年团等都和国外的私立或非政府组织不一样。因此，中国社工在服务对象、领域和就业市场上都有自己的特点，故在训练学生和考虑就业方向的时候，不应一味效仿国外的做法。

    四、社会工作面临的挑战

    虽然西方的社会工作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但依然面临着许多挑战。了解这些挑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实践社工的使命。

    在发展社会工作专业过程中，需要特别重视多样性(diversity)，包括种 族或民族、性别、年龄等各方面的多样化。多样性在西方国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美国种族问题尤其重视。社会和生物的多样化要求我们在看问题和解决问题时不能一成不变，更不能带有歧视和偏袒。另外，关于社会正义，社会工作者都以此为己任，这非常必要。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这个概念。比如，美国有一个保守组织叫全国学者协会，它攻击教育和社会工作这两个专业是伪科学，理由之一是这两个专业强调社会公平，而该协会认为社会公平实际上是为了某些人的利益而制造的一种教条，并不是严肃的科学观点。所以美国教育专业和社会工作专业后来都花了很大的精力考虑社会正义要怎么表述和实践。

    五、结语

    总之，社会工作的使命、机遇和作用，从国际的和历史的角度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头30 年是经济学家当道（在国际舞台上则是看西方国家的福利改革表演），那么现在就应该更加重视社会工作者的意见和作用。贫富悬殊社会不公等严重问题不是社会工作者独自能改变的，但社会工作专业擅长的社会政策研究可以提供重要指导，社会工作还要与其它专业联合一起来改造社会。鉴于市场经济不可避免而带来的不平等、贫穷等种种弊端，必须要有以人的价值为本的经济学原则来指导，而国内有一批经济学家就在致力于开创一门新的研究叫作人的发展经济学。社会工作者在这个过程中应成为一个重要同盟军并起到自己应有的领导作用。

    [本文由留美博士生唐宁协助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