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和清（中山大学）
   梳理社会工作的历史文献，发现始于十九世纪末期的社会工作实务基本上沿着两条根本不同的道路发展起来：一是专业化的个案工作，二是社区发展与社区组织。个案工作受到英国“慈善组织会社”的影响，在美国发扬光大（芮奇孟德《社会诊断》），以改变穷人个人、家庭、邻里的社会功能为己任，逐步走向“个人取向干预”（personalist intervention）的医疗模式的社会工作专业化道路；社区发展受到英国睦邻之家运动（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的影响，在美国形成气候（亚当斯“霍尔馆”），逐步发展成为以推动社会变革为己任的社区社会工作。由此可见，无论是临床社会工作，还是社区社会工作，都是“做出来的”。因此，我坚信实践性是社会工作的本质属性，更坚守社会工作的行动研究。

    我的社会工作专业历程和行动研究过程源于社区实践。从1999年至今，先后从事戒毒社会工作、农村社会工作和灾害社会工作，是社区实践的感受力促使我不断委身专业实践，并在行动过程中进行理性的反思和批判，最终将思考的结果书写出来指导专业实践。我用“知行合一”形容这一行动研究循环往复的历程。

    一、社区实践的感受力
    社区实践的感受力就是人们对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感同身受。对社会工作者（以下简称社工）而言，就是对社工专业实践属性的认同，这种认同不是按照书本理论对号入座地去从事社会工作，而是深入老百姓的生活，深层同理“小人物”的“大故事”，从内心深处感受社区民众生活的艰辛和磨难，置身于他们的韧劲和希望中油然而生的一种情绪和愿望。这些情绪可能是愤怒、痛苦、难过、无力感等，也可能是佩服、感动、希望等，无论怎样，我们已经被这些故事、画面和场景所打动，萌生一种冲动，希望帮助“小人物”脱离苦海的愿望。这种基于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艰难处境萌生出来的五味杂陈的内心感受和愿望，就是社区实践的感受力。这些情绪和愿望作为实践过程的感受力，对社工来说十分重要，它不仅是从事社会工作的开始或行动研究的起点，更是持续推动专业实务和行动研究的原动力。 [1]
    从最早走进性工作者、吸毒者的生活世界，到之后反复进入少数民族、农民、“灾民”、农民工的生活处境，他们遭受的磨难和“不抛弃”、“不放弃”的勇气，除了刺激我心生怜悯和悲愤之外，更从他们身上照见人性的光辉，我从心底期望他们能够脱离苦海，更渴望和他们一起行动，带来改变。这就是我心目中的社区实践感受力。这种感受力不仅使我产生“做的感觉”，更萌生行动改变社会的冲动。
    在行动研究的历程中，当“身体”将“心”真正带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田野）时，人们都会对异文化的风土人情“心动”，这就是田野的文化敏感，这种好奇心驱使我“看个究竟”（参与观察）、“问个究竟”（深度访谈），将看到的、听到的“深描”出来，变成为有意义的故事，这就是最鲜活的行动研究的第一手资料，这样行动已经是行动研究了（参考《琴姐》故事）。 [2]
    有“做”的冲动，对社会工作者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如果只是凭着一股热情就投入社区行动的话，这样的行动研究又是盲目，难以持续的。这时，作为行动者，反而应该系统地学习有关方面的理论。只有通过理论的学习，才能解答心中的疑惑（回答“为什么要做”和“怎么做”的问题），才能找到行动的方向，才能形成有效的行动力。例如，13年来，我一方面不断感知“琴姐”一家贫穷的故事，另一方面努力帮助像“琴姐”这样的家庭摆脱贫穷。我发现要使穷人真正摆脱贫穷，深层分析贫穷的社会政治根源（理论分析）至关重要——在心动与行动之间，必须发挥社会学的想像力。

    二、在心动与行动之间：社会学的想像力
    专业社会工作是“从心开始”的一项职业或事业，社工或行动研究必须“用心去做”。一名合格的工作者或行动研究者，首先要有慈悲心怀，当目睹社区民众的疾苦时，会揪心，会生发慈悲心和同情心，这就是所谓的“心动”。当社工或研究者对老百姓的现实处境“心动”的时候，那他对人心的冷暖和人性的善恶就具有深层同理（感同身受）的能力，由此一定会萌生出期望众生离苦得乐的情怀和社会行动。
而社会工作或行动研究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行动改变社会。无论是“用心去做”，还是“心动不如行动”，都是强调当社工或行动者感受到人间的疾苦时，必须以实际行动去改变现实，只有行动才能带来改变。
在“心动”与“行动”之间还有一个核心环节——社会学的想像力。如果忽视社会学的想像力，或者不具备这种能力，就会造成行动“有心无力”（只是“愤青”而已），或者行动的动力和后劲不足，经常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行动，更不清楚行动应该带来怎样的社会改变。
实践的感受力是人们受到社会现实情境的刺激后所产生的感性认识能力，包括希望改变现实的愿望等；而社会学的想像力是建立在实践感基础上的理性分析能力，包括改变现实的行动力。当社工或行动者的实践感受力被激活的时候，同时产生了一种想像力——把“大时代”、“大历史”与“小人物”、“小历史”之间的关系辩证结合起来思考，深入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以及变迁的历史过程如何造成个体困扰等。有了这样的思考，行动者对“大时代”、与“小历史”的认识就上升到了社会学或政治性的高度。
    如果说觉解到老百姓的苦难和抗争是行动研究的起点，那么，发挥社会学的想像力将老百姓的现实困扰做出历史和社会结构的批判分析，则是行动研究的升华。例如，在书写“琴姐”打工生涯故事的同时，我试图将个人的生命历程放置于中国30余年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去理解，从全球化中国与社区衰败这样宏观与微观结合的视角对“琴姐”等贫穷的社会政治根源进行社会结构性的历史反思，以此推动“城乡合作”、“公平贸易”的社区再造行动。
    社会学的基本前提是：只有理解了我们身处的社会才能更好地洞察我们的生活。社会学家米尔斯将这一原则的精髓定义为社会学的想像力（sociological imagination）——将我们的私人生活、个人困境以及成就等均视为个人置身的特定时代和特定社会结构的折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习惯地局限于我们的学校、工作、家庭以及社区，而社会学的想象力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个人经验与更广泛的社会历史事件之间的关联。 [3]
    将个体经验与社会历史事件关联起来思考个人困扰的社会历史根源，这是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的实质。吉登斯解读社会学的想像力时指出：“它指的是社会学分析过程中几种联系在一起的不可或缺的感受力。要理解由当今工业社会——指最初形成于西方的当今社会——所由产生的社会世界，就必须借助于三种社会学想像力，它们是历史的感受力、人类学的感受力和批判的感受力。”吉登斯具体阐述了三种感受力：“工业社会分析者们所必须进行的第一种社会学想像，就是重新发现我们刚刚经历的过去——‘刚刚消失的世界’。只有通过这种能够对历史有所认识的想像力，我们才能够理解，今天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与此前社会中的人类生活方式有多么大的不同……”。吉登斯认为：“第二种想像力则是要培育人类学的洞识……人类学维度的社会学想像力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使我们能够欣赏到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多姿多彩的人类生存方式”。吉登斯最后说：“将第一种和第二种感受力结合在一起，社会学的想像力使我们能够摆脱那种仅仅从眼前社会类型出发进行思考的限制。这两种感受力都与我即将提出的第三种社会学想像力存在着直接的联系。这种想像力关注的是未来的各种可能性。在批判把社会学看作是自然科学的观点时，我曾提出，没有哪种社会过程是由无可改变的法则所支配的。作为人类，自然科学的必然性力量是支配不了我们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意识到各种潜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未来可能性。第三种社会学想像力把对现存社会形式的批判作为社会学的任务”。 [4]
    之所以选择米尔斯关于社会学的想像力的论述作为行动研究的理论指引，是因为社会学的想像力不仅将个人生活与我们身处的社会联结起来进行历史的批判性思考，而且为个人战胜日常生活的困扰提供了无尽的可能性。对社工或行动者而言，社会学的想像力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看问题的视野，它指导我们从历史、人类学和批判的视角，觉察个人与社会的历史关系，借助各种可操作性的社会工作实务理论，推动社会的改变。由此，行动研究除了要有“心动”与“行动”之外，还需要深入学习社会学理论。
    总之，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明显地感受到贫富分化的现实，那么社会学的想像力告诉我们应该从个人贫富分化的过程，洞悉贫穷形成的社会政治根源，深层理解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及其生活方式的历史差异性，以便从人类的历史经验中寻找现实出路。社会学想像力的最大魅力在于从历史的维度，将个人生活经历与社会结构的批判关联起来，既分析社会结构对个体的权力宰制，又从日常生活的经验事件察觉个体的能动性与未来解放的可能性。这样的社会历史分析和对日常生活的洞悉，为社工或行动者介入社会不公及其贫穷等问题提供了无尽的可能性。

    三、 知行合一：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循环往复
    我借用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1937年发表的著名论著《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的观点， [5] 与大家讨论为什么社会工作或行动研究的最高境界是知行合一。受到毛泽东《实践论》的启发，我所谓社区实践的感受力和社会学的想像力，类似于毛泽东所说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
    毛泽东这篇著名的哲学著作，重点强调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的观点。“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的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毛泽东以外面的人到延安考察为例，谈到刚开始外人凭借自己的观感、听到的讲话、看到的文件等去建立对延安的感性认识，“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毛泽东指出，随着“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这就是理性认识。毛泽东还是以外国考察团为例，阐述运用概念加以判断和推理的过程：“外来的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了一想’之后，他们就能够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
    同样的道理，刚开始进入田野时，我们对“琴姐”等贫穷家庭的认识都是一些片段现象和破碎的外部联系，我们是结合自己琐碎的过往经验，去表达内心的感受，形成对贫穷的感性认识。但通过回顾绿寨农民贫穷的历史形成过程（我的博士研究），或者农民工的打工历史，探讨个人困扰的社会根源，我们就从贫穷的感想认识，上升到“两极分化”机制的概念及其理论判断。这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既源于社区实践的感受力，更来自社会学的想像力。
    毛泽东所说的知行合一，并不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单一循环，而是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过程。《实践论》最后指出：“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我十余年的社会工作或行动研究正是遵循上述知行合一的过程：首先，在田野实践中我心动的同时也刻骨铭心地感知社区的问题。刚进村时，自己想当然地认为贫穷是穷人的个人素质问题。当看到村民“家贫如洗”的现状时，心里难过的同时，认为是他们自己不努力造成的，也曾扛着大米入户救济。其次，在村里呆久了我意识到社工只有心动和盲目的行动不仅帮不了穷人，还会“好心办坏事”——强化案主的依赖性，弱化受助者的能力，增强社工的挫败感。现实促使我不得不发挥社会学的想像力，开始理性地思考贫穷形成的社会政治根源，最后得出如下研究结论：贫穷不仅是穷人的个人素质问题，更是结构性制度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制造了贫穷。基于这样的理性认识，社工以“城乡合作”和“公平贸易”的社区实践介入农村扶贫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6]
    最近，我又重新思索贫穷的社会政治根源，特别反省贫穷的社会文化建构问题，意识到绿耕社工的减贫行动，在穷人文化意识转换和提升方面短板效应明显。在最新的文章中我反思道：人类学与文化学者注重贫穷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过程，尤其注重贫穷社群是如何被定义和分类的——贫穷论述的霸权统识（hegemony），这就是文化偏见与贫穷的关系（理解贫穷的文化政治视角）。许宝强指出：以生物学（卡路里等）和统计学（量化数据）出发的“扶贫专家”以人为的国际标准把富裕阶层及其生活状况“正常化”，“甚至歌颂富贵、赞美奢侈；同时把低收入社群的生活病态化或污名化，将疾病、犯罪、危险等负面标签连上“穷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富裕阶层的财富累积过程和制造社会贫穷其实是一对双生子”。实际上，“贫穷社群之所以陷入贫困，往往因富裕阶层不断积累财富而造成。换句话说，贫穷与富裕正是一个钱币的两面”。
    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社会不公制造贫穷（生产、分配和消费等），但很少谈及文化偏见与贫穷的关系。许宝强认为：“如果贫乏的文化造就了贫乏的经济论述和想像，那么，贫乏的经济论述也会反过来制造令思想变得更为贫乏的文化偏见。”这使我想起30年来最著名的经济论述和想像：“发展是硬道理”，“财富中国=成功中国=文明中国”。这样的经济发展论述和文明成功想像，根源于后毛泽东时代的贫乏文化想像——先是“一穷二白”，后是“赢尽财富”，但“这些文化偏见往往能够结合本地的一些片面现实，以及特定群体（如中产阶级）的利益和趣味，并非无中生有的谎言，正因如此，它们才有生命力，才能够为社会主流接受，成为一种共识”。于是，在“一切向钱看”的经济发展洪流中和“财富等于文明”的文化偏见中，“富者越富，穷者越穷”。贫穷的文化偏见还制造了“穷人素质低自身不努力”的社会偏见。
    我在《国家、民族与中国农村基层政治：蚌岚河槽60年》一书探讨贫穷文化的论述（discourse）如何制造贫穷的文化偏见，从而导致绿寨的少数民族从“没有贫穷观念”到“逐步内化自己是穷人”的权力文化建构过程。直到上世纪80年代，绿寨人仍然过着刀耕火种、简朴而闲暇的生活，但在国家救济式扶贫的浪潮中，绿寨人逐步被建构成为“原始落后”（“水电路不通”）的少数民族；在90年代的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开发式扶贫的过程中，绿寨人又被建构成为“贫穷落后”（“绝对贫穷”）的少数民族；新千年前后的智力扶贫，绿寨人逐步成为“愚昧落后”（“素质低下”）的少数民族。这种“原始落后”、“贫穷落后”和“愚昧落后”的文化偏见，不仅塑造绿寨人“等、靠、要”和“不思进取”的负面形象，而且不断强化绿寨人贫穷的感觉和民族自卑感。
    许宝强总结道：“要真正解决贫穷问题，首先得破除这些迷思，重新理解贫穷和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并不是纯粹的经济指标（包括人均收入和基尼系数）所能概括的，而是需要对具体的社会脉络作仔细的分析，了解产生持续不平等的制度安排、社会关系和文化心理因素。那种把贫穷分化仅仅理解为经济收入增长和分配问题，并提出经济增长将自然令低收入个人得益，甚至能够解决贫穷问题的流行观点，恐怕是走得太远了”。 [7]
    毫无疑问，上述关于文化偏见、欲望与贫穷关系的反思批判，对绿耕社工更深层次的减贫行动具有指导意义。这就是我的社会工作行动研究历程——知行合一。

[1]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看完这些视频后有的学生抱着“无所谓”的心态，他们会说这些社会现象看得多了，早已经司空见惯了。有的学生甚至认为两极分化的现象是因为穷人自身不努力的结果，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代价。很显然，这些学生对他人的苦难并没有动心，更谈不上感同身受。我认为有这样心态的学生，要么需要培养慈悲心怀，要么不适合从事社会工作。
[2]参看张和清博客文章《琴姐》，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6310d2290106kp6l.html?vt=4
[3]【美】迈克尔•休斯、卡罗琳•克雷勒著，周杨、邱文平译，《社会学和我们》P5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4]【英】安东尼•吉登斯著，郭忠华译：《批判的社会学导论》P10-17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P259-273页人民出版社，1967。
[6] 详见张和清：《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农村问题与农村社会工作》,《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八期。
[7] 许宝强的观点参考：《限富扶贫：富裕中的贫乏》，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