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建立社工专业共同体？

——在个案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珠海京师社会工作中心

向羽

原标题：我们为什么要办这次个案工作研讨会

   首先，这次个案工作研讨会缘起于机构内部建设。大家都知道，珠海京师社会工作中心依托于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法律与行政学院社会工作系而建立，我们是具有高校背景的社会工作机构（当然，这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我一向主张教师应该退出机构，回归教育本行），我们对机构怀有一定的理念和理想。一直以来，我们期望打造一个学习型的组织，将中心打造为一个为同工能力提升、职业发展的平台，因此我们投入大量的精力做内部能力建设，包括各种形式的团队建设和内部培训。我很欣赏胡适先生的名言——“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同工在中心获得成长，就算有一天离开，我们也算为同工本人、为行业建设做了一点贡献。我们从去年开始探索建立内部督导队伍，一方面是回应外部督导撤退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开发实务岗位，为同工创造晋升机会。我们有幸聘请到台湾大学的社会工作博士谢文中老师作为中心的首席督导。很多同工都对做个案怀有畏难情绪，在谢老师的提议下，我们打算举办机构内部的个案发表及研讨会，期望通过此过程提升参与同工的个案服务能力。

   其次，我们一直怀有促进行业共同体发展的理想，一直希望通过自身散发正能量，促进行业正向发展。我们与珠海市社会工作协会商量，得到协会的大力支持，决定将此次个案研讨会面向全市社会服务机构开放，希望吸纳不同服务机构的同工加入进来，通过实务案例分享，资深专家点评，同行深入交流，在互动中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和水准。我们相信只有“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只有专业能力真正提升了，行业共同体建立起来了，社会工作专业才具有话语权，才有谈判的筹码。所以，我们给这次活动冠名“首届凤凰山社工论坛”，意味着这只是一个美妙的开始，还有后续的、类似的研讨活动。

   最后，希望通过实务个案研讨会回应一些大问题。若将此次个案工作研讨会看做“实践教育”，我们希望通过这类实践教育打破学校与机构，教育界与实务界的鸿沟，逐步回应社会工作教育的问题与社会工作专业性遭受质疑的问题。

   （一）回应社会工作教育的问题。

   世上最难的改革是革自己的命，作为社会工作教师，也谈谈社会工作教育问题。众所周知，我们的社会工作发展走的是“教育先行”的道路，具体表现在众多高等院校竞相开办社会工作专业，培育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扩充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根据新东方高考院校库的统计，中国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高等院校为425所（不含大专）。尽管有如此多的院校开办社会工作专业，但却极少见到讨论高校社会工作教育的文章，难道中国的社会工作学校教育已经“完美无缺”了？而今，高校的社会工作教育问题众多，专业师资力量缺乏，专业实践能力不够，学校教育与实践脱节，专业化水准不够，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的问题。

   学校教育的水准直接影响着社会工作专业水准。现在很多声音批评社会工作实务服务“专业性不够”，其实问题的根源还在“学校教育”。社会工作学生在校期间接受的实务训练不足，接受的教育与实践脱节，应有的价值、知识、技巧训练不足，进入实践场域之后“不知所措”，服务机构不得不进行“二次教育”。笔者虽为高校教师，但在这个问题上从不避讳，甘愿被打脸。“二次教育”与岗前教育、入职训练或是在职教育不同，意味着几乎要“推到重来”，从头开始。岗前教育、入职训练与在职教育是社会服务机构正常运作所必须的环节，但“二次教育”却是额外任务，假如学校教育足够给力，机构不必如此。笔者也负责社会服务机构的运营管理，常常发现一个令人痛心的现象。很多号称接受过社会工作本科或大专教育的学生来应聘，但他们在对待社区问题、人群问题的看法，对服务对象需求的评估，提出的社会服务策略，开办社区活动，提供小组服务以及联络社区资源等方面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专业思维”，很多时候与非专业人士（其他专业背景）差不多，甚至不及那些从事过社会服务的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反思社会工作学校教育的专业性问题。

   社会工作学校教育的专业性体现在很多方面，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老生常谈”，还有一个极为突出但却很少被提及的问题，即高校社会工作教育特色问题。社会工作具有多样化的学科基础，也拥有多样化的实践领域，社会工作也应拥有多样化的“学校教育”。然而，我们虽拥有超过400所的高校开设社会工作专业，但却极少见到高校在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可曾听闻，在中国大陆的社会工作高校中，某某院校是以某某领域的研究和教育见长的？笔者孤陋寡闻，能听到的极少。虽没有专长的社会工作教育领域，却有不少高校标榜自己的教育定位是“培养专业领袖人才”。若将众多高校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拿出来比较，估计不会有太多特别之处，“放之全国而皆准”。可能从表面上看，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应有的“核心课程”都有，但实际教育效果如何呢？美其名曰叫“通才教育”，不客气地说是“没有特色，没有方向，没有专业性”。

   在笔者看来，专业的社会工作教育一定是细分的，具有特色，具有方向性。这要求社会工作学校教育不能总是“笼而统之”“千篇一律”，在基础的专业训练之上，不同的院校应该形成自己独特的、专长的、特色的人才培养方向。只有每一所高校的社会工作教育形成差异化的人才培养方向，树立起独特的教育风格，并长期聚焦于此，持续传承，最终才能让社会工作教育走向专业化和多元化。只有学校的社会工作教育形成差异化的特色，人才培养的专业水准提升，才能配合着社会服务领域的差异化和服务能力的精进。进而，在教育界（学校）与实务界（机构）打通割裂的鸿沟，强化沟通对话（如调整人才培养方案，机构参与实践教育等）之后，才能整体提高社会工作专业/行业的专业水准。教育界与实务界脱节，关起门来搞社会工作教育是不行的，必须要扭转这种局面，而我们今天正是在做这样的尝试。

   （二）我们必须要回应“专业性”遭受质疑的问题。

   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以广东为例，根据省民政厅公布的数据，2006年以来全省投入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经费累计超过60亿人民币。当然，这在政府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极小，但对于民政部门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大量的经费投入，政府和社会都要求社会服务机构对服务成效做出说明，社会服务评估则应运而生。有人疑虑当前社会工作服务的内容与形式，怀疑服务效果，质疑其专业水准，甚至怀疑专业存在的价值。“社会工作是一个专业吗？”在近一个世纪以前，社会工作的先驱已经回答过这个经典的问题，它的专业地位早已确立。我们需要分辨事实与形势，不需要质疑社会工作专业本身，需要讨论的是当前的社会工作发展水准。

   真实的问题——社会工作服务的专业性有待提升。在引入“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之初，很多人都是满怀期望，希望借助专业力量解决棘手问题。但想象是美好的，现实是骨感的。可以说，从现有的服务方式和内容来看，部分服务机构确实未能真正展现出应有的专业水准。例如，服务项目“千篇一律”，服务内容大同小异，服务手法“点到即止”，虽号称“综合服务中心”，但实际是服务人群的简单“叠加”；某些服务项目虽然持续开展几年，但服务范围、服务规模、服务深度始终止步不前，参与者来来回回都是那些人，居民参与的积极性下降；虽号称服务于“最有需要”的人群，实际上服务内容多是“锦上添花”，时间长了变得“可有可无”。从具体服务手法上看，社会工作服务被简化为活动（游戏），最常见的儿童服务是“四点半课堂”，最常见的长者服务是“长者电脑班”“长者生日会”“长者丝网花小组”等。若社会服务仅仅停留于此，别人自然有理由质疑我们的专业性。

   从现实情况来看，我们确实很擅长做“社区活动”。笔者既管理服务机构，也参与过各类社会服务项目评估，无论是我们自身还是其他服务机构，极少见到“社区活动”这项服务指标不能完成的情况。绝大多数服务机构不仅能够完成这项服务指标，而且常常超额完成。但另一方面，小组工作与个案服务则没那么容易完成。当然，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并不是“小组工作”“个案服务”比“社区工作”更具有专业性。但从一般同工的理解而言，觉得后两种方法比“社区活动”更有挑战性。从参与管理和评估的经验来看，我们所提供的小组服务多为发展性和兴趣性小组，极少有治疗性小组。个案服务则更难，独立、完整地做出个案的比较少，有时为了完成评估服务指标，甚至用“探访”替代“个案面谈”。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并不只体现在三大服务手法的应用，但三种服务手法的应用多少能够说明当前的专业水准。

   当下的社会服务为何专业水准不高呢？有一种声音说，社会工作服务遭受行政挤压或干预，不得不用大量的时间应付各类行政要求，因而没有时间从事专业性的服务。也有一种声音说，现在社会服务机构过于“行政化”，文书记录工作繁重，社工沦为“写工”。总之，由于非专业的事情占据了一线社工大量的时间精力，让其无法提供更为专业的服务。我相信，这两种声音说得很有道理，很大程度上都是事实，但这是老生常谈。在讨论服务不够专业时，我们常常回避一个事实——不敢承认一线社工专业水准有限的事实。很多人心知肚明，但不愿意讲出这个问题，毕竟作为管理者不批评一线社工和作为教师不批评学生一样，都是“政治正确”。

   有时候，一线社工之所以“回避个案”，完不成个案服务指标，“制造个案”，既不是因为行政干预，也不是因为“没有个案”，而是因为“专业能力”不足。学校教育和在职训练都未能跟上，让社工不知道如何接触完成个案，面对专业性的质疑，只好说“没时间，没精力”。小组工作，社区活动也是如此。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并不只是游戏活动，还有更为丰富和专业的服务手段。就算是做社区活动，做兴趣小组，做四点半课堂，一样能够展现出社会工作不同的专业思维。我们之所以被质疑，确实因为未能展现出专业思维，现有的服务内容和手法换个非专业人士做也差不了太多。

   文书记录繁重，社工沦为“写工”，耗费大量的精力，这是不能提供专业服务的理由吗？这个理由很充分，但也有瑕疵。写文书记录，写服务活动策划，写不同的汇总报告，这些都被看做是“浪费时间的行政工作”，难道这些没有专业性可言？当然不是，按理说这些都是社会工作专业训练和实践的一部分。有时候，社工把大量的时间用到写文书上，沦为“写工”，可能和工作方式与对文书写作的熟悉程度有关。在我接触的社会服务中，有些一线社工喜欢“事后补文书”，评估来临之前才集中补写，“临时抱佛脚”，自然忙到黑白颠倒。我们需要检讨社会服务是否需要如此繁多的文书记录，但社会服务不要文书记录行不行？还是像某些人宣称的“无痕服务”？我相信，在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工作服务都不会如此。如果在服务开展之前的策划都不能写好，怎能期望以活动策划为指引的服务能够做得很好？做得够专业？写出好的文书记录不能说明全部的专业水准，但写出完整、清晰、符合逻辑的文书也是专业能力的体现。有时候，我们羡慕香港的社会工作者的高收入，但我们可曾想过他们的工作量和工作能力？

   我们总在呼吁政府转移职能，政府让渡空间，但当他们真正转移出职能，让渡出空间来，我们准备好填补空白了吗？套用习总书记的话，打铁还需自身硬，社会工作专业何尝不是？我们不能真正展现专业水准，岂不是授人以柄？总之，当下的社会服务专业性不够，从事社会工作服务的社工专业水准有待提升，一线社工的专业教育和训练不足够，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作为社工界的一员，我们不能以“鸵鸟心态”避而不谈。

   面对前述两个大问题，我们现在所做的个案工作研讨会仅是小小的努力，改变可能是微小的，但这是一个开始。有一年，我曾冬天去爬峨眉山，山路盘旋崎岖，由于积雪难以行动，本地登山老人却告诉我，“登山不怕慢，只怕站”，只要坚持行动就好，改善社工教育和实务专业性的努力也是如此。毛主席曾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索尔阿林斯基在《反叛手册》中曾说，我们若要世界变成我们期望的那样，那我们得从现实、从现在开始努力。我希望，这次个案研讨会是我们整个珠海乃至广东社工界，打破教育界与实务界隔阂，从共同体建设的角度探索提升专业能力开始。希望其他机构的同仁与我们一道，共同参与进来！谢谢大家！